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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25th Feb 2012 | 一般 | (5 Reads)
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最終以無法律約束力的《哥本哈根協議》畫上句號,其實這個結果也並非意料之外。如先前所預見的,各國對誰來減排和減排多少而互相指責。大會的爭吵基本圍繞四個焦點問題。首先,發展中國家要求堅持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、《京都議定書》雙軌談判,主要是體現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」的原則。其次,確定發達國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減排目標。第三,對於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和技術支持,和建立一個怎樣的機制來達到相關要求,發達國家應當做出實質性承諾和切實行動。第四個,是發達國家提出發展中國家要做出「可衡量、可報告、可核實」的減排承諾或行動。   其實,這些焦點問題可以集中簡化為一個,即如何界定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」。如果不能正確理解二氧化碳的歷史排放,和願意承認人均排放是解決二氧化碳排放的一個基點,國際合作就無法界定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」,從而有效解決這四個焦點問題。   首先,國際合作會陷入長期減排承諾的惡性循環之中。包括發達國家在內,由於短期減排存在各種問題,特別是減排成本和經濟增長問題,因此各國一般都會設立長期減排目標,但短期減排目標卻很不明確、或者很低。因此,對國際減排談判結果不能過於樂觀。   其次,由於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不同,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成本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不同。目前的狀況是,在減排問題上,誰也說服不了誰。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,比較直接的說法是既要控制總量,也必須關注增量。對於發達國家來說,是總量控制問題;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,是增量控制。但是,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,因為氣候變暖,還有一個歷史累計排放量的問題。   毫無疑問,全球變暖主要是由發達國家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造成的,而並非發展中國家。即使不追究歷史的排放,目前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也遠遠低於發達國家。發達國家對於全球減排負有更大的責任,也符合環境的「誰污染,誰治理」原則。所以,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意味著,除了降低自己的排放,還必須對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負更大的責任。碳減排是一個全球問題,但是,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,其應對減排的基礎和能力不一樣,這也是共同減排、不同責任的一個原則基礎。進一步說,發達國家的減排活動,如果不兼顧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效率,導致的結果可能是更多的排放。這不是說發展中國家不需要努力減排,而是說清楚現實中可能出現的問題。   以上種種問題,加上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問題,使二氧化碳減排的國際談判注定十分艱難。而且,為了有效解決二氧化碳減排問題,國際社會必須有一個制度性安排。比如,如果從公平角度確定人均排放權,可以通過交易或者其他方式,體現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」。   因此,除了界定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」,還需要以公平為基礎的制度性安排。人均排放權有其理論基礎。環境經濟學的排放權理論認為,環境容量是一種財富。經濟活動主體擁有排放一定量污染物的權力(即人均排放權),就等於對一定環境容量資源擁有了產權(即環境產權)。這種環境資產產權與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(如土地所有權、資產所有權等)類似,可以通過交易而實現轉移。如果不解決發展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問題,就無法解決全球減排問題。因此,發達國家應當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理解,正視歷史排放和願意承認人均排放,並相應做出制度性安排。   應該認識到,由於涉及的問題重大,利益也重大,想通過一次氣候大會取得成功是不切合實際的。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沒有失敗,大會把氣候問題真正國際化、公眾化了,因為至少大家的底線都清楚了。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,雙邊或多邊的協商都可以進行,墨西哥會議接著談,墨西哥會議若不成,還會有其他會議。關鍵是大家都要記住,我們的時間不太多了,小島國家很著急。